乡亲徐晓光（1956-2018）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得知晓光罹患癌症的消息时，已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我马上安排时间去看望他，尽管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但还是被他瘦骨嶙峋的模样吓了一跳。彼时，他夫人儿子均在场，但我眼中的他仍是不满十八岁的模样。

那是1973年12月27日，我们下乡插队的那天，刻骨铭心。那一年我已满十八岁，他只有十七，比我小一岁多。当时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过去了两年，与我同龄人大部分都留在城市分配了工作，去补齐城市前两年人口流失的空缺。我由于父亲的大劫难，没有任何人生出路，在家漂泊了两年多，直到父亲重获人生自由第十二天，我背起背包，离开城市奔赴农村。

我们下乡与上山下乡运动时略有不同，前几拨知青不论去哪里，大都是同一学校或几校合一的。尽管知青们都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卵翼，但多数同学基本都来自同一学校，在生疏的环境中相互还有个关照。而我们这拨下乡的知青十分零散，我那待了两个月的中学只有两个名额，另外一个戴高度近视眼镜的同学我根本不认识，至今也只记得他姓胡，记不清名了，打离开农村再无交集。

大轿车最先接的我俩，然后一站又一站地接人，断断续续地跑了好几站，最后到了中关村。中关村今天名声在外，有中国的硅谷之称，可当时真就是个“村”，荒郊野外地戳着公共汽车牌，半天也不来一辆车。晓光就是在中关村上的车，比我所在的学校多几个人，我们俩个头差不多，都瘦，他一上车我就在人群中先看见了他。那天前前后后几乎坐满一大车人，但我只和他有眼缘，可见人生有投缘之说。

我们在农村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生活。比较起今天的年轻一代，生活质的改变有天壤之别。我们都是“由奢入简”，由城市下放到农村的。晓光与我的父辈们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大小都为国家负了点责，家庭生活条件在那个年月算是非常好的；突然一下子自我革命，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当了农民，开始干起了农活，吃糙粮穿补丁衣，真需要适应些一些日子。

我们下乡时比起大我两届的知青要好很多，首先是地处北京郊区，再穷也是北京。北京老知青头几拨去的地方都是东北，内蒙，陕西，云南等老少边穷之地，而我们羊拉屎般地稀稀拉拉分布在北京郊区，全是时代的点缀。我们所在的苏家坨公社（乡）西小营大队（村）一年时间内前后接收了146名知青，来自多少个学校谁也说不清。能说清的是大家来源太分散，都抱不成团，打不了群架，和其它村的人打起架来势单力薄，总会吃亏。

我们在农村只呆了两年，在打打杀杀中逐渐有了新社会的平衡，也和农民搞得好像亲人一般。离开农村时心里也难受，也举杯说了山盟海誓的醉话，但走了就再也没回去过。可见临时攒的感情不是感情，栽培出来的友情也经不起风雨。

我和晓光是同一天去工厂报到的，算是命好，到了工厂又分配在同一厂房，他车工我铣工，改头换面由农民成了工人。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月里，当工人还是很荣光的。掌握一门手艺很可能靠它吃一辈子饭。说来我们俩有许多相同之处，爱读书，都喜欢打篮球，个头也差不多高，在球场上配合得默契，那年月能一起打篮球的人说话都投机；我们俩也都是在工厂谈的恋爱，结的婚，他比我晚要孩子两年，除了我比他早调离工厂去了出版社，青春岁月中最浪漫的日子大家都是一起度过的，今日忆起，恍如隔世。

我调离工厂去了出版社当上了文学编辑，也算世俗意义地出人头地。晓光依旧在工厂熬着，我知道他不甘心，常常约在一起聊聊天，说说未来。他告诉我，他唯一改变自己的途径就是出国，别无它途。我可能是好日子来得太早，对出国失去了兴趣，就鼓励他想办法。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出国的手续都办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问他什么东风，他说钱，出国需要不大不小的一笔钱。我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了，我又问他你有多少，他说有一半，我说我借你，我有。

隔了一段日子，我见他没走就又问他为什么没走，他吞吞吐吐地告诉我说他准备的钱只有我这一半，那一半还没有着落。我想好人做到底，又给了他那一半钱，他揣着去了远隔万水千山的澳大利亚，这一去就是五年，回来时才约我见面。那时通讯远不如今日发达，朋友如果懒得写信，基本上一走就没了音讯，什么时候再见到都是人生惊喜。晓光在澳洲怎么度过的我不知道，只知道留洋在外的生活彻底摆脱文革十年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贫穷阴影。

他回国时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 国家都是有心无力，想做的事多，能成的事少。直到上世纪最后几年，整个社会才算有了本质的改观，社会眼看着富足了，道德跟着就滑坡了，人们的举止在高贵中透着轻浮，有钱人瞧着神气活现，没钱人也没黑没白地奔命。在这种纷杂的日子里，晓光永远笑呵呵地，不染红尘。我们一年半载地见个面吃个饭叙叙旧，尽管他早已今非昔比，有了成就，但他很少说发财之道，说的都是理想责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谁也医不好的。

在全社会最忙活发财的日子，我们也都各自忙活，连电话都少。手机能发信息之后，时不常地发个信息问候，寻个机会见面，多数也是节庆假日。近几年，一起插队的几个说得来的又通过现代通讯凑在了一起，我们六个人，三男三女，弄了个西小营乡亲群，六人六地，一个美国，一个瑞士，一个澳大利亚，一个新西兰，我在中国，晓光一半在中国一半在澳大利亚，谁也不能想象当年在一起插队的少男少女们此时此刻天各一方，各自都已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最后被现代科技又搞到了一起，在这个乡亲群里畅所欲言，叙述旧事，开着玩笑。

这玩笑突然，突然戛然而止。变得小心中的沉重，温暖中的担心。生活真不过份给予人们欢乐啊，凡事适可而止，凡情过犹不及，只是我们都年过花甲，小心翼翼地生活，最怕听见不愿听见的消息……

探视晓光的时候我就知凶多吉少，出门后几日内多次无缘由地一声长叹；半夜惊醒过来，掐指一算，与晓光相识四十五年了，由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变成满头风霜的老者，生活就是这样，一天天在手中滑走，无论你愿意与否，幸福还是苦难，生活该来的一定会来，该走的一定会走，正如我们那青春岁月。

今天中午，手机里传来晓光公子的短信：“马伯伯，我父亲刚刚走了。后期血酸很高，基本处于半昏迷状态，没有痛苦。”我这些日子不知为什么最担心看见他的信息，虽然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但没曾想到来得这么快。我把消息发到了我们六人的乡亲群里，远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的乡亲们跟我一同哀悼晓光，西小营六人组从今天起少了一个人，剩下的人说话气氛都凝重，都掺杂着四十多年的情感沧桑。

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真是可以用“沧桑”描述，沧海桑田。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跟随祖国一同成长；五六十年代的贫穷，七八十年代动荡，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改革浪潮，由穷到富，由贫到贵，看着社会物质富有起来，继而精神干瘪下去，每个人都很难保持一个纯洁的心。晓光尽管后来这些年一直在生意场上打拼，但从未沾染生意人的恶习，谦和不夸张，永远笑咪咪地敏于行而讷于言。

像一个长篇的乐曲刚完成了第一乐章，西小营的乡亲中，晓光一个人先自驾鹤西去，留下我们在夕阳晚霞中，看他那从年轻时就消瘦的身影缓缓独自孤飞。陆放翁有诗：驾鹤孤飞万里风，偶然来憩大峨东。持杯露坐无人会，要看青天入酒中。我们情感不及大诗人，有言不能诗，有哀不能唱，只能借千古诗人之语，独自在家，自斟自饮三杯酒，为晓光兄弟洒泪送行，扼腕长叹；晓光不善酒量，我愿再替他饮上三杯，一杯青春，一杯友谊，一杯情感，兄弟之间有这三杯酒足矣，愿晓光九泉之下能够知晓。

马未都

戊戌四月初三日

2018.5.17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