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2年10月，明朝崇祯皇帝接到奏报，清军绕过长城，再次攻入河北。已经陷入农民起义洪流打击之下的明朝无力应对，朝野上下一片惶惶，无计可施。兵科给事中鲁应遴建议说，既然马步兵无法阻挡清军，不如大造海船，从山东半岛出兵直捣满清辽东老巢，这样河北的清军必然退回。崇祯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立即下令工部监造三千艘大海船，准备出兵。这本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决策和实施过程。然而乱世无好事，亡国无好政。暮气沉沉的大明朝，围绕这件事，上演了一出荒诞无比又发人深省的闹剧。

明朝末年的社会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方面，封建政府的腐败和连年灾荒引爆了北方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两大股起义军基本摧毁了河南、两湖和四川的明朝基层政权。另一方面，满清在辽东崛起，其势力已经强大到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地步，清军屡次越过长城攻入内地，虽然迟迟打不下北京城，但清军八旗铁骑来去如风、所向披靡，北京一线的明军只敢龟缩城中坚守，不敢出城阻击。

双重打击之下，明朝政府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因为江南财赋无法输送到中央，中央又连年支出庞大的军费，国库基本上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造三千艘大海船所需的600万两白银根本无从筹措。工部自忖无法完成任务，也不想承担责任，就向崇祯皇帝提意见说，按照惯例，凡是因为战争而实施的大项工程，兵部应当分担一部分责任，我们工部只造一千五百艘，另一半应让兵部制造。崇祯皇帝同意。

事情从刚开始落实就打了折扣，身为国家顶级行政部门，却是如此做派，国家行政效率可想而知。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工部分出去一半责任，但另外一半也需要一笔不菲的经费。无奈之下，工部又上书说，工部现在穷的一文皆无，不如把河南开封府欠工部的七百多万两经费划作造船专款，只要皇上允许，工部立刻去催开封府还钱。同时再麻烦兵部给筹措三百万两，以便立即开工造船。

崇祯皇帝又同意了工部的请示。殊不知这个看似合理的建议，又是一顿虚词。河南开封当时第三次被李自成起义军围攻，守城明军无法破围，便挖开黄河大堤来了个玉石俱焚，开封府城被黄河淹没。工部明知开封被淹还出此主意，难道去找虾兵蟹将要钱？实则他们的意图不过是向兵部要点钱，先应付着开工，反正清军兵临城下，着急的应该是他们兵部。

不料兵部玩的更绝。兵部说，我们兵部府库囊空如洗，没有一文现银，只有凤阳府欠的军马钱八十多万可用，我们现在就去催凤阳府还钱，这笔钱一到，立马支给工部开工。

工部对兵部的敷衍路数心知肚明，这八十万两也只是个空头支票而已。无奈之下，工部又向户部借钱，户部掌管着国库，按理说多少能给点，但是户部也不想自己出钱，他们推脱责任的招数一点也不比工部、兵部逊色。户部向聚集在京城的苏杭藉商人募捐征银，声言现在国家有难，需要商贾帮助，凡是捐钱的都发给票据，准许他们回到江南后找南京的国库兑钱。这种推脱责任的做法当然没有什么成效，只有百十来个人象征性地凑了不到五千两银子。这无异于杯水车薪。

此时造船之期已拖延了快一个月。清军骑兵已经深入山东，攻破了青州、兖州等府县。工部眼睁睁看着各家都不肯分担一点责任，实在拖无可拖，如果再拖下去误了大事，以崇祯皇帝动不动就杀六部尚书的手段，工部尚书肯定也要丢命。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工部又祭出一招拖延神技：同级推脱不了，那就往下推卸责任。

工部之前曾派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督造船只，这件事本来与造海船没有关系，但工部借题发挥，向皇帝上书说，造海船这件事，工、兵二部虽然竭力运作，但是现在京师戒严，山东道路被断，一人一物运不进来，不如让朱正色在淮安船厂直接督造。皇帝也知道这情况，只好照准。

如此一来，一个部门的责任轻松推卸到一个小官头上。即使误了事，工部也有的说，反正我办了，我也安排给下属了，但是下属没办好。皇帝最多只能怪罪工部部署不力，至于朱正色，可要小心自己的脑袋了。军国大事，七推八推，竟由一个小官承担，明朝政府之腐败无能至此可见一斑。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朱正色恨的牙痒痒，但他也有金蝉脱壳之妙计。朱正色向皇帝上书说，淮安造船厂造的船，都是内河航运用的小船，与海船的造法、技术截然不同，淮安船厂实在不能胜任。纵观全国，两广和福建沿海的大船厂经常造海船，眼下只有让他们造才能解燃眉之急。

皇帝见他们说的也都是实情，于是又降旨命令两广和福建督台负责造大船。两广福建虽有造船之能，但船银六百万实在不是个小数，眼见中央入不敷出，这钱明摆着是让地方自己出。建，就自己垫钱；不建，又是违抗圣旨。怎么办？中央各级部门都如此混蛋，责任已经推到了最底层，两广福建推无可推，正在犯难的时候，时间解决了问题。

从1642年10月皇帝决策，到两广福建收到造船的命令，已经过去了11个月。这11个月时间里，清军深入河北山东大肆烧杀劫掠，给关内人民造成了惨痛的灾祸，但因为山海关和宁远一线尚有明军吴三桂边防部队牵制，清军不敢长时间在关内逗留，便带着战利品浩浩荡荡杀出关外去了。

两广福建的长官乘机向皇帝上书，我们对皇上造船渡河的决策深表赞同，也都在积极筹措物资器材准备动工，但现在清军已然退走，再施渡海之策恐怕难以奏效，造船之议建议不要再实施了。崇祯皇帝圣躬独断，好。

至此这场闹剧才终于收场。然而明朝真的穷到这个地步了吗？非也。明朝的国库的确空了，但钱都流到了皇帝和大臣贵族手里。仅仅过了一年，李自成起义军打破北京城，在拷掠明朝在京高官过程中发现，他们家家都藏着数十万上百万的白银，崇祯皇帝的内帑更是达到惊人的六千万两！

钱不是核心问题，令人深思的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对国家安危令人发指的麻木和漠然，在国难面前尚且毫无担当，更何谈平时。一品大员满嘴跑火车，国家行政部门上推下卸，个人利益远高于国家利益。这些乱象是长期形成的，已经成了明末的癌症，无法根治，甚至崇祯皇帝本人也是习惯推脱责任的高手。崇祯即位后与清军屡战屡败，朝野上下均有心与清议和，以求得几年喘息时间，但崇祯皇帝不愿背负丧权辱国的骂名，便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清朝沟通议和，不料陈新甲办事不密，消息传扬出去，一众朝臣纷纷义正辞严地弹劾陈新甲，崇祯皇帝无法交待，只好杀了陈新甲替自己背锅。

后来李自成起义发展到无法控制的时候，朝中都已经看出北京已经不能再固守下去，必须南渡迁都南京才能避免亡国。然而南渡毕竟是东晋、南宋这种弱国才干的事，谁提议迁都，谁就是说大明朝不行了，所以没有一人敢提迁都之议。偏偏崇祯皇帝也不想担当这种历史责任，每次朝会都暗示朝臣谁主动站出来建议迁都，聪明的大臣们集体装哑巴，以至于一拖再拖，直到李自成兵临城下，迁都之事也没有推动一步。崇祯皇帝推无可推，只好一死以殉社稷。

如此之国，何能不亡！如此之政，何能不亡！

作者：票非人，鱼羊秘史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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