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吴敏（化名）被诊断为宫颈癌。2017年5月23日，病情进入晚期后，吴敏服毒自杀未果。此后她多次联系朋友徐红伟，求他开车把自己撞死，其丈夫王斌也承诺绝不会找徐红伟的麻烦。2017年6月15日，徐红伟开车撞向吴敏并二次碾轧。当晚，吴敏被送往医院，但她拒绝治疗，最后死于家中。案发后，徐红伟和王斌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近日，句容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4月8日《浙江法制报》)

吴敏虽然因剧痛难忍求死心切，但她丈夫和朋友无权剥夺她的生命，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对于法律常识缺乏的人也是一种警示。

然而笔者以为，我们的医疗系统从此悲剧之中，是否也有值得反思之处？吴敏这样的患者尽管没有太大的治疗价值，但以减轻痛苦为目的的对症治疗，却不应停止。当前镇痛的手段比较多样，假如给予她规范化的姑息治疗，也许会走得比较轻松和体面。

其实，这类治疗不是没有，而是患者难以获得。假如吴敏住院，她可以获得合适的治疗。问题在于，像她这样的患者，不仅医院不想让她长期占用紧缺的床位，而且长期住院所产生的费用，恐怕很多人也难以承受。因此，当出现类似现象后，与其呼吁医疗系统为这些患者提供规范化的姑息治疗，倒不如呼吁提升这类治疗的可及性。

最容易让人想到的一个策略是，在养老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增设更多临终关怀床位。但要看到，在养老床位一床难求的现实背景下，临终关怀床位的增设势必遭遇更多困难，短期内无法解决问题。正如居家养老可以化解养老床位不足的困境一样，居家临终关怀也是化解临终关怀床位不足的一种途径，假如吴敏在家也能得到以镇痛为主的姑息治疗，她不大可能走到央求朋友开车撞死她的这一步。

问题在于，受制于技术与设备，很多姑息治疗手段，当前基层医生无法运用，更难以走进家庭。更为关键的是，不少镇痛药物为毒麻限剧药，使用权限极为严格，在大医院也需严格审查，基层医生通常无权使用，基层在为吴敏这样的患者提供服务时，往往遭遇无药可用的窘境。

放在分级诊疗的模式里思考这个问题，应该看到，像吴敏这样的患者是应该下转到基层医疗机构的，她所急需的姑息治疗和相应药品与器械，也应随着分级诊疗模式的建立下放到基层，用药权限以及基层药品目录等规则，要放在分级诊疗模式的整个框架里加以设计和完善。若如此，就能在现有条件下，提升晚期患者对临终关怀服务的可及性，类似悲剧才有望避免。

（燕赵都市报 罗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