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武爱文主任，虽不是出诊的日子，但武爱文表示这一天并不比出诊更轻松，接下来还要准备两场手术。

对于医生而言，这只是众多繁忙日子中的一天，武爱文说他的生活几乎是门诊和手术两点一线。

1997 年在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后获学士学位，2002 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毕业，此后，武爱文便一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工作。2015 年，院里组建胃肠肿瘤中心，武爱文就从一病区转至三病区，做了病区主任，同时变化的还有他的专业。十余年的胃癌临床工作之后，现在又回归到了他博士所学的专业——肠癌。

武爱文——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主任，兼任医院运营办公室主任。

科研做得好是一所大学临床医院的尊严所在

武爱文曾经在美国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医院 (MSKCC) 和日本国立癌中心中央病院访问交流。他告诉记者，中国的胃肠肿瘤治疗水平虽然尚未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是近年来发展速度非常快。

“中国的胃肠肿瘤领域近些年在技术水平、研究成果、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发展都令其他国家非常惊讶!”同时，武爱文也深知中国的胃肠肿瘤在发展上优劣势，“中国的临床经验多，从技术上来讲，有一些甚至比国外做的要好，但遗憾的是，我们缺乏总结，拿不出数据来说话，数据库的建设近些年才开始做。”

据武爱文介绍，在胃肠肿瘤领域，日韩是一个体系，欧美是一个体系。日韩在数据整理方面比较注重，欧美则比较注重创新性研究。这都是中国目前所欠缺的。

“在日本，不仅是县医院、地区医院，还是大城市的医院，各个医院的手术技术、治疗观念都是统一的。而欧美在科研上面投入的经费很多，创新体系很强。”武爱文说，这跟整个医疗体系有关系。

“中国的患者太多了，所以分级诊疗的实行很重要。基层或地方性的医院，要满足当地人看病的基本需求，而大医院在解决疑难杂症的同时，更需要承担一部分科研、学科建设的功能，尤其是大学医院。”武爱文认为，做研究的意义相当于“补短板”，每个学科都有一些难点，把这个难点攻克了，才能提高该肿瘤的整体治疗水平。

武爱文在讲座中发表演讲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作为大学医院承担着研究职能，武爱文认为这正是一所大学医院的尊严所在。就武爱文个人而言，学术成果已让人难以望其项背, 近年来在国家核心期刊已经发表论文论著 30 余篇，SCI 收录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参编论著译著 8 部，承担北京大学循证医学中心课题、院内科研基金各一项，参加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

胃肠肿瘤预防迫在眉睫

“胃肠肿瘤的发病率，在全球都很高，尤其是亚洲地区。”武爱文告诉记者，在亚洲地区，胃癌发病主要集中在三个国家——中国、韩国和日本，基本上加起来占到了全球三分之二。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胃癌发病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比较多，但跟其他国家的发病情况又有所区别，武爱文介绍，“中国近端胃癌 (注：广义而言近端胃癌包括胃上部 1 / 3 的胃癌、贲门癌或食管胃结合部癌。) 相对多，在 60% 左右，欧美国家基本上 40% 左右，但是日韩在 10% 左右。”武爱文表示，这些现象的原因尚无定论，需要做细致的研究。

虽然中日韩都是胃癌的高发区，但是我国的胃癌防治相比韩国、日本差距明显。日本每年都会进行强制性的胃癌筛查，通过胃镜筛查能够早发现早治疗，所以日本的胃癌患者中一期病人占到 50%，几乎可以 100% 治愈。

韩国也正在推行胃癌筛查计划，但不是很完善，我国虽然也有一些筛查的计划，但普及率较低。武爱文对此表示很遗憾：“国家没有经费支持，大医院没有精力，商业医疗机构又存在医保支付问题，老百姓更是没有这个意识。换句话来说，上下都有心，但是做缺乏一个很好的组织。”

而近年来，跃居成为我国第二大“肿瘤杀手”的大肠癌，其防治形势也不容乐观。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肠癌发病率略低，但增长速度却比他们快。广州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广州 10 年间大肠癌发病率上升了 50%；30 年间，上海大肠癌患病人数也增加了 5 倍多。

大肠癌是国际上公认可通过人群筛查早期发现，从而降低死亡率的恶性肿瘤之一。武爱文告诉记者，当下民众接受过便隐血和肠镜检查的比例非常低。加上大肠癌隐蔽性强，误诊率较高，患者往往确诊已是中晚期，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武爱文在工作中

新的治疗理念

当前，单一的治疗手段已经不能满足肿瘤患者治疗效果好、承受痛苦小、复发几率低的要求，于是乎，“综合治疗”的概念应运而生。简单来说，“综合治疗”是各学科医生“协同作战”，针对具体病情实施“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武爱文也一直倡导综合治疗的理念，“肿瘤的治疗，越细分越好，研究出符合每个患者个体的治疗方案，是很有必要的。”武爱文告诉记者，以前治疗胃肠癌只是一个模式，但每个患者的病情不一样，这样固定模式的治疗对有的患者治疗不够，对有的患者有可能成了过度治疗。

“而综合治疗可以为病人提供相对更合适、更精准的治疗方案，同时对于医生来讲，能够促进不同学科的交流。”武爱文把综合治疗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好比盲人摸象，有的摸腿，有的摸身子，把所有人的印象凑在一起，就相对更加整体，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帮助。”

随着综合治疗在胃肠癌领域的深入，一些问题也慢慢浮现，“虽然大家都在做综合治疗，但是质量上有很大的差异。各个科的医生聚在一起，进行多学科的讨论，会花费医生很大的精力，沟通成本比较高，另外有时候患者可能并不理解，觉得太折腾。”武爱文感叹道。

但肯定也有病人从里面获益，武爱文坚定地说。“有一些病人原来的治疗费用可能很贵，但通过各科医生讨论，新的治疗方案可能会帮他节省一大笔钱。有些患者可能已经被告知没有希望了，但经过大家研讨发现还有一些别的治疗方法，至少他是有希望了。”

武爱文告诉记者，目前，在胃肠肿瘤的治疗中，大家最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如何提高晚期癌症的治疗效果，例如传统药物失效了该怎么办; 二是如何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比如直肠癌的保肛问题，患者没有了肛门其生活质量就会下降很多。

他倡导，给病人的治疗方案，要考虑“卫生经济学”的问题，“病人花那么多钱做检查做手术到底值不值得？”另外，弱化手术的选择，不须癌必手术，而是把它作为综合治疗的一个备选项。

武爱文期盼，未来胃肠肿瘤的治疗会朝着手术越简单、时间越短、花费越低、效果最好、复发率低、术后生活质量更好的道路上走。

对于近年来媒体炒的热火朝天的手术机器人，武爱文表示“机器人可以代替外科医生”的说法是误解，“机器人只是把医生手的功能变强了，是属于辅助性的东西，背后实质上还是医生在控制。”

“但不排除今后出现这两种情况，一是机器人出现智能化，有识别系统、操作系统，功能越来越强大，可以帮助医生实现手术当中较难的操作。二是机器会犯错，因为医生也会犯错，所以都是可以预想到的。”武爱文说道。